K.'s profileScheherazade: K. SpacePhotosBlogLists Tools Help

Scheherazade: K. Space

在此地,在國際的雞尾酒中/ 我是一塊拒絕溶化的冰/ 保持零度的冷和固體的堅持 --余光中〈我之固體化〉
10/7/2009

獻禮片不談執政歷史的尷尬

亞洲週刊 2009/10/11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223941801/40ae3a.cfm


獻禮片不談執政歷史的尷尬 .江迅
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週年,《建國大業》、《解放》、《天安門》等系列獻禮片上映,超豪華明星陣容是賣點,也呈現商業愛國主義的新模式;但被批評內容限於一九四九奪權前後,而缺少執政六十年的總結與反思。



六 十個璀璨的十月彈指一揮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六十週年,縱觀過去的六十年,中國表現毀譽參半。它克服了各種嚴重的國內危機、邊界戰爭、國際孤立,特別是 經濟上取得全球矚目的巨大成就,但所暴露的問題同樣觸目驚心。當下鳳凰涅槃的神州大地舉國同慶,滿眼飈紫嫣紅,滿耳歡呼慶賀。六十年是中共執政的六十年, 中國人民需要鮮花,需要歌舞,也需要對歷史的思考。一個自信的執政黨,理應反思自己走過的路,成功的,不足的,錯誤的,以致展望願景而繼續前進。這才是一 個成熟的理性的執政黨的作為。輝煌成就和慘痛教訓的辯證中,才有這六十年。六十華誕之際,不是為慶祝而慶祝,在喜悅心情歡慶時,還要想到沉重的歷史責任, 發展起來之後的問題比解決發展問題更困難。不過,為慶賀六十華誕的出版、電影、電視、音樂、舞蹈,對一九四九年以來的歷史反思卻幾乎空白。被中宣部和國家 廣電總局等領導部門定為六十華誕重點節目的獻禮電影《建國大業》、獻禮五十集電視連續劇《解放》,獻禮話劇《戰神·一九四八》、獻禮大型歷史詩劇《黎明· 一九四九》、獻禮大合唱《十省市大聯唱<黃河大合唱>》、及獻禮電影《風聲》、《可愛的中國》、《天安門》、獻禮電視劇《東方紅一九四九》 等,全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內容。

被中國網友熱捧為「史上最牛獻禮片」的《建國大業》,九月十六日起在內地公映。該影片是中宣部文藝 局、國家廣電總局電影局確定的國慶六十週年重點影片,由中國電影集團公司等十一家製片單位聯合出品。《建國大業》濃縮了一九四五年重慶談判到四九年開國大 典這段波瀾壯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史,以宏大的歷史視野,再現共和國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從誕生到確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值得銘記的一段歷史,濃縮於 一百三十三分鐘的影片中。影片上映三天半票房就輕鬆突破億元人民幣。出品方已瞄準這部影片的最終票房為四點五億元人民幣(約合六千五百九十二萬美元),力 圖刷新剛剛由《變形金剛二》創下的大陸電影票房最高紀錄。

鏡頭前,王寶強扮演的解放軍通訊員小跑而來:「報告,前面有一個地主大院, 圍牆太高,爬不上去。」葛優扮演的解放軍團長說:「那就放兩顆照明彈看看。」他拿起望遠鏡向前一望,發現這個「地主大院」竟是北平城門,便用無線電向後方 報告:「已經到了北平城下。」觀眾頓時樂成一片。在影片放映現場,這般有趣場景不斷。在「為共和國母親送一份禮物」的召集下,以區區三千萬人民幣的投資, 集聚了兩岸三地一百七十二位明星零片酬參演,港台明星紛紛獻身而湊熱鬧,也引發熱議。

在這「超豪華的全明星陣容」中,唐國強扮演毛澤 東,張國立扮演蔣介石,劉勁扮演周恩來,陳坤扮演蔣經國,史鑫扮演鄧小平,王伍福扮演朱德,劉沙扮演劉少奇,尤立平扮演林彪,許晴扮演宋慶齡,鄔君梅扮演 宋美齡,江珊扮演鄧穎超,李連杰扮演陳紹寬,成龍扮演記者,劉德華扮演俞濟時,黎明扮演蔡廷鍇,馮小剛扮演杜月笙,陳道明扮演閻錦文,趙薇扮演選國歌的女 代表,黃聖依扮演戰地播音員,周星馳扮演周作人,梁家輝扮演解放軍代表,章子怡扮演文化界代表……廣電總局說,「這體現了偉大祖國對於炎黃子孫的強大感召 力」。

娛樂化壓倒主旋律

《建國大業》何以請到那麼多明星?劇組有個「撒手騐」:「咱們爹媽要過六十歲生日 了,你作為人民的演員,不應該出來為六十華誕做點什麼貢獻嗎?」一句話,再大牌的明星也乖乖就範。發展到後來,似乎是你不參演就表示你不愛國了。明星紛紛 主動打電話要求參演,哪怕沒台詞,哪怕跑龍套,只要能在影片中露一臉。這部影片由此成了中國影視界的集體大聯歡。

影片中開會場景佔了一 半,數明星成了看片的最大樂趣。影片從「主旋律」變為「娛樂化」。「娛樂化」氛圍濃得把「主旋律」意圖擠到了角落。儘管主創一再聲稱「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才是電影之魂」,但在觀眾眼中,指點明星才是看《建國大業》的最大理由。觀眾忙著數次第登場的明星已應接不暇,哪還會在乎影片的內容思想呢。

影 片中,蔣介石讓蔣經國去上海反貪「打老虎」,最終卻無可奈何地勸告兒子放棄,他說,不反腐敗要亡黨,反腐要亡國。有評論指,《建國大業》是國慶獻禮片還是 反共宣傳片?是人民「建國大業」還是反動派「亡國輓歌」?「《建國大業》是一部以春秋筆法精心設計的電影。是民社派的大作,號召精英階層大聯合的集結號。 是他們獻給祖國六十華誕的墓誌銘(生於民主共和,亡於獨裁腐敗)。片尾演職人員表就是時代新戲《竊國大業》的序幕」。

摒棄說教的形式

該 片主創者力圖引進商業片元素即明星元素,摒棄說教形式,以集體出擊成功轉型。他們試圖以觀眾喜聞樂見的娛樂片樣式承載主流價值觀,達到票房價值和社會效益 雙豐收。不過福建文化批評家曾念長認為,《建國大業》是商業愛國主義新模式。《建國大業》假「愛國主義」之名行「商業」之實,讓「商業」與「愛國主義」成 了兩張皮。對此,「勸諫韓三平導演︰第一,借鑑好萊塢的商業愛國主義電影的操作模式,要把商業片和公益片區分開來。第二,如果確實是為了『獻禮』,就免費 讓觀眾們接受一次愛國主義的美學洗禮吧。演員們的片酬都免費了,還有不對觀眾免費的理由嗎」?這部影片在中國大陸近兩千家影院上映。被評為「一部枯燥的真 人歷史書」,商業愛國主義新模式。據悉,該片十月將參展東京電影節。《建國大業》後,中影宣布將籌拍《建黨大業》,依然起用全明星出演。

獻 禮重點電影《建國大業》描述的是共和國誕生史,當下,中央電視台第一套黃金時間正播出五十集長篇獻禮電視劇《解放》,講述的也是四九年前的歷史。《解放》 開播以來收視率一路飆升,頗獲觀眾追看。該劇以編年為體例,從容表現這段歷史演進的來龍去脈,並連綴起方方面面的人物與事件,國共人物塑造的個性化,以及 細節描寫,滿足了國人好奇大人物所有一切的嗜好。這部對解放戰爭歷史上的各個重要戰役作了全景式展現的作品,演員多達二千四百名,劇中最盛大的一場戰爭戲 總共調配了上萬名演員,場面之巨大可想而知。《解放》一共出現四百七十三名有史可查的歷史人物,這在同類題材歷史劇上是空前的。在劇中飾演毛澤東的唐國強 說:「《解放》老被拿來和《建國大業》相比,但我覺得《建國大業》沒法和我們比,《建國大業》才兩個多小時,而我們的五十集相當於幾十部電影的量。」

《解 放》演繹了國共兩大統帥部在軍事、政治、經濟、統戰等各領域的全面較量,被稱為新中國六十華誕的熒屏力作。該劇描述的歷史區間,與《建國大業》大體相當。 有網民將《解放》稱作《建國大業》「完全加強版」。對癡迷歷史的觀眾而言,前者會更過癮。《解放》既有千軍萬馬的大場面,又有感人肺腑的小細節。不過,有 評論認為,全劇尚有遺憾,人物形象存在距離,虛構細節難經推敲,歷史事件時間有誤。這部電視連續劇說的也不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事。

電 影《風聲》也是六十華誕獻禮片,從一開始就定位為主旋律影片,不同於以往砲火紛飛的宏大戰爭題材,這是一部立足無名英雄、講述潛伏於敵營的地下工作者與敵 人暗戰的影片。九月二十二日,《風聲》在影片第一個鏡頭的拍攝地天津舉行了盛大的全球首映慶典,導演陳國富、高群書、主演周迅、李冰冰等眾多明星先後出現 在紅毯上。十月,《風聲》在香港、台灣全線上映,十月八日開幕的第十四屆釜山國際電影節,《風聲》是閉幕影片。據華誼兄弟總裁王中磊透露,《風聲》拷貝數 量與《建國大業》基本持平,相信兩部影片在國慶檔期將獲得雙贏。《風聲》講述的也不是四九年以後的歷史。

由張繼鋼任總導演的大型音樂 舞蹈史詩《復興之路》,九月二十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首演,至十月五日演出十三場。《復興之路》匯聚了三千二百名演職人員。根據「當代和歷史穿越時空展開對 話」的核心創意,中國一百六十九年的滄桑巨變,透過三十三個節目表現。全劇分為序曲、《山河祭》、《熱血賦》、《創業圖》、《大潮曲》、《中華頌》六個章 節。有南昌起義、長征和八年抗戰等歌舞。雖說節目首次涉及了「文革」,但只是以配樂朗誦詩《沉思與抉擇》的幾十行詩表達。這幾十行詩前後還修改二十多稿。 一九六四年《東方紅》是中國音樂舞蹈史詩「開山之作」,曾引起巨大轟動。

被稱為六十週年獻禮話劇的《戰神·一九四八》於九月二十一日 在上海上演。在柴可夫斯基的《一八一二》樂聲中,天幕上呈現藝術家用手指撥沙,寫出「戰神·一九四八」幾個字的視頻,接著舞台上的「領袖」和「元帥」從側 幕走出,一身戎裝的粟裕從舞台深處走向觀眾。這部獻禮話劇說的是四八年的事。

劇作家谷白創作的大型歷史詩劇《黎明·一九四九》,是上 海市作家協會推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週年的獻禮作品。該詩劇選取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這一天,毛澤東在西柏坡,蔣介石在南京,他們分別準備撰寫 《新年獻詞》和《元旦文告》。這部獻禮詩劇說的是一九四八年的事。

華夏十地同歌不朽名作。《偉大的史詩——<黃河大合 唱>誕生七十週年紀念特別節目》九月十九日在上海、青海、山西、陜西、四川、寧夏、甘肅、內蒙古、河南、山東等地上演。本次活動入選中共中央宣傳部 《「向祖國匯報」建國六十週年重點文藝活動項目》,多家電視台以衛星連線、十地聯動的方式,全天大直播長達七小時。這是中國合唱史與電視史上的創舉。上海 江灣體育場,鋼琴家許忠激情奏響《保衛黃河》,來自全國各地及海外的四百支合唱團二萬多人以黃色錦緞相連,一條黃河流域圖徐徐展現。他們上演唱誦《黃河大 合唱》的壯觀一幕。黃河流域九個省、自治區以「分會場」的形式參與這一活動。《黃河大合唱》誕生於七十年前,由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包括《黃河船夫 曲》、《黃河頌》等八個樂章。《黃河》是四九年前的記憶歌聲。

國慶獻禮影片《可愛的中國》,由胡雪楊導演,該片打破常規,用三段式的 方式講故事,有史詩片的大氣磅讛。影片《天安門》,採用揭秘歷史內幕的方法,把開國大典前夕一段不為人知的軼事娓娓道來,角度獨特,故事生動。《中國巨 變》大型圖片展,已在天津、重慶、香港、澳門、廣州、北京展出,上海是最後一站,九月二十三日上海展揭幕,首日觀眾一萬二千人。由唐國強、杜雨露、殷桃等 主演的獻禮劇《東方紅一九四九》,九月十八日起在上海開播。此劇由王彪和趙銳勇編劇,兩人歷時兩年,十易其稿。劇本以軍統特務「刺殺毛澤東」為主線,被喻 為「中國的《列寧在一九一八》」,將主旋律與反特諜戰結合,此前,該劇在成都、西安、南京等地播出時收視紅火,受到廣泛熱捧。《東方紅一九四九》最大看點 在於以軍統特務多次策劃刺殺毛澤東為線索,從城南莊敵機偷襲到西柏坡投毒、從香山兵變到玉泉山刺殺、從先農壇暗殺到預謀在開國大典上砲轟天安門……此劇圍 繞著毛澤東的安危披露了眾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天津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周志強說,《建國大業》「一方面是對共和國歷史的影像演義,另 一方面則大秀活人臉」,「在平鋪直磘的『大事記』一樣的銀幕前面,人們對各大偶像指指戳戳一番之後,微笑著起身離開」。他說,「紅色歷史變成了一種失去了 深度和激情的東西,甚至於在無法呈現新的歷史思考視野的同時,也無法再充分使用傳統紅色意識形態的政治道德內涵,這就使得《建國大業》失去了『活的歷史生 機』,既不令人感動,也不催人反思」。他說:「在這個世紀裏面,最為可貴的精神就是那一代人為了謀求公正、平等而獻身的理想主義激情。這是烏托邦政治最為 可貴的品性。對這種品性的輕視,才造就了空殼化的紅色磘事。《建國大業》中,當人們哭著唱《國際歌》的時候,這種激情主義政治理想靈光一閃,卻散落到影院 裏人們輕微的笑聲之中。我們可以到歷史中旅遊,卻已經失去了理解和感受追求公正與平等的政治理想的能力。《建國大業》無法成為中國版的《愛國者》,因為它 只有磘述歷史。」

何時拍治國有方?

正如面對鋪天蓋地的六十華誕獻禮大潮,上海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 授陸谷孫呼籲:「是電影工作者們拍攝『主旋律』其他方面內容的時候了,譬如說拍部《治國有方》。」上海政治評論家周瑞金認為,六十年走過的路,不是一帆風 順的,有很多歷史教訓,不忘記教訓,才能繼往開來。六十年的成就是輝煌的,現在只講輝煌的一面是不夠的,歷史上產生那麼多不愉快的事,雖然過去了,但這種 教訓今後還會不會發生呢?新的歷史條件下,會不會重複以往的路呢?這應該深刻思考。這六十年是輝煌成就和慘痛教訓辯證的六十年。在喜悅心情歡慶時,還要想 到沉重的歷史責任,發展起來後的問題比解決發展問題更困難。
10/4/2009

給要選特首的人 上一堂政治哲學課

Ming Pao Daily News
P02 | 周日話題 | By 周保松 2009-10-04

給要選特首的人 上一堂政治哲學課

在香港,最主流最強勢的論述,是視香港為純粹的經濟城市。

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維持和鞏固香港的競爭力,更是整個社會的首要目標。

目標既然已定,剩下的便是用什麼方法達到這個目標。所有和這個目標不相容的理念制度和生活實踐,都被邊緣化或被消滅。這種城市想像的潛台詞,是香港不是和 不應該是一個政治城市,因為過於政治化不利香港的繁榮安定。因此,普選民主應該緩行,社會公義最好少談,既有的遊戲規則盡量維持。

這種情況必須改變。改變的前提,是香港人必須有另一種城市想像,即理解香港為自由平等的政治城市。這篇文章嘗試探索這種想像的可能性。

這種探索,對即將而來的特首選舉和政改討論,相關且必要。原因很簡單,如果我們仍然困於經濟城市的想像無法確立政治領域的獨立性和優先性,那麼所有政治改革和政治價值的追求,都難以擺脫經濟發展至上的限制。

文 周保松

作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城市,香港社會每個環節,都服膺市場競爭邏輯,並將經濟效率和工具理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成為徹底的商品化社會。

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本身是一個大市場,裏面的人是純粹的經濟人。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維持市場的有效運作,其他什麼都不要管。市場的邏輯,是優勝劣敗,適者 生存。經濟人的目的,是個人利益極大化,人與人之間只有工具性的利益關係。在這樣的環境,每個人從出生開始,便被訓練得務實計算,學會增值競爭,更視財富 累積為幸福人生的必要甚至充分條件。不少人認為,這是香港成功的秘訣,並主張變本加厲,將下一代打造成更有競爭力的經濟人,並將市場邏輯擴展到非經濟的教 育文化環境保育等領域。


特區並非行政概念

問題卻在於,香港人甘心將香港這片土地只當成赤裸裸的市場,並視自身為純粹的經濟人嗎?

近年愈來愈多人開始質疑這個模式,因為這樣的生活並不美好。劇烈的競爭和異化的工作,巨大的貧富懸殊和嚴重的機會不平等,疏離的人際關係和貧乏的精神生活,還有過度的物欲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人的支配,都令香港人活得苦不堪言。

經濟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改善我們的生活,使每個人活得自由自主,有效實現各自的人生計劃,並在社會關係中受到平等尊重。如果目前的制度使我們活得愈來愈 差,我們沒理由不努力謀求改變。另一方面,香港近年社會運動不斷,公民意識逐步成熟,呼喚政治改革的聲音日益壯大。香港人一旦脫離殖民地統治,意識到自己 是這個城市的主人,他們自然不可能再接受政治權力操控在少數人手中,不可能容忍這個整體十分富裕的城市卻有那麼多人活在貧窮之中,更不可能忍受文化和精神 生活長期受壓於單向度的經濟思維。

香港需要新的定位,並對這個城市有新的期許。

沿用當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思路,我認為,香港人應視香港為自由平等的公民走在一起進行公平合作的政治社群。這個社群,按《基本法》規定,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享有高度 的自治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權。我們稱它為特別行政區。特區是個政治概念,而不是個行政概念。高度自治意味着香港人理應有相當大的政治自主空 間,構想規劃和打造這個屬於自己的城市的未來。


香港已不是小政府

既然每個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並願意在公平的條件下進行合作,我們便不應將特區當作市場,並用市場邏輯決定政治權力和社會文化資源的分配。例如我們不能 說,誰的錢多誰便應擁有多一些政治權力,因為這違反政治平等;我們也不能說,誰是市場的勝出者便應佔有一切,因為公平合作要求資源分配必須滿足正義的要 求。就此而言,特區政府有她獨特的政治角色和道德使命。特區擁有制訂法律、設立制度,分配資源和要求公民絕對服從的權力,因此它必須重視政治正當性問題 (legitimacy)。政府必須公開地告訴每個公民,基於什麼道德理由,它可以擁有管治香港的正當權力。如果我們相信主權在民,那麼政治權力的正當運 用,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政府必須得到自由平等公民的充分認可。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是體現這種認可的有效機制。

二,政府必須重視社會正義,給予公民平等的尊重和關注,確保社會資源得到合理分配,並充分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現代政治最基本的要求。

有趣的是,特區政府常常強調它的管治理念是「小政府大市場」。就字面解,這是指政府盡可能將自己的權力和功能縮到最小,然後將大部分社會及經濟問題交由市 場解決。這個說法,既不正確亦不可取。首先,香港早已不是放任自由主義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筆下的「小政府」(minimal state)。例如香港有十二年的義務教育,近乎免費的公立醫療服務,相當部分人口住在政府興建的公共房屋,還有政府提供的不同社會保障。這些福利是否足 夠,另當別論,但政府卻絕對算不上什麼也不管的「小政府」。


政治人身分應先行

其次,這種抑政府揚市場的思路,會嚴重窒礙香港的政治發展。我們知道,市場和政府根本不應處於對等位置。市場只是政治社群的一個環節,政府才是特區的最高 管治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追求公義和促進人民福祉的責任。在制度上,政府必定優先於市場。政府是市場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並透過徵稅及其他措施,決定個人 在市場的合理所得。市場從來不是自足和獨立的領域,並凌駕於政府之上。當然,市場有它的重要價值,但市場導致的結果,往往並不公正,而市場本身亦不能自動 糾正這些不公正。所以,如果放任的市場競爭導致貧富懸殊,老弱無依,機會不平等,甚至金權和財閥政治,那麼一個重視社會正義的政府,自然有必要對市場作出 監管。我這裏並非主張政府要凡事干預,而是指出在概念上,我們必須將政府和市場的角色和功能作出清楚的區分。如果政府自甘作小,放棄很多理應由她承擔的政 治和道德責任,那是不必要的自我設限和自我矮化。

既然政治優先於市場,那麼在公共生活中,政治人的身分也應優先於經濟人。政治人的身分,我們稱為公民。這個身分,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並承擔相應的 政治義務。作為政治社群的一員,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並應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當公民身分和其他身分發生衝突時,前者有優先性。基於此,我們不容許宗教團 體限制人們信教和脫教的自由,因為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我們也不容許公司為了成本和經濟效益,剝奪公民理應享有的勞工福利;我們甚至不容許政府本身 侵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


培養獨立理性公民

有人或會問,人世間充滿不平等,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在乎公民平等?這必然是因為公民之間具有某種道德關係。試想像,如果我們都是純粹的經濟人,而社會則是競 爭市場的話,我們很難接受對弱勢者有什麼道德義務,亦不會認為政府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公民身分體現了這樣的道德關懷:作為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我們願意 平等相待,並分擔彼此的命運。公民權的實質內容,需要透過公開討論和正當程序,才能確定下來。
我這裏強調的,是政治社群的道德意涵。如果我們依然視這個城市為殖民地的延續,又或一群經濟人湊合在一起的利益競逐之地,那是香港人的悲哀。我們有幸活在一起,理應善待自己,善待彼此。

香港要成為成熟的政治城市,必須培養出香港人的公民意識,而這和公民教育密不可分。教育的場所,並不限於書本和學校,而可以擴展到社會運動和各種形式的公 共討論。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公民的價值意識和批判意識,增強他們對政治社群的歸屬感,並承擔起應有的公民責任。但在目前職業化、技術化和市場化的教育環境 中,要實踐這種理念,自然舉步維艱。這和前述的城市想像相關。如果香港只是一個單向度的經濟社會,那麼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往往便是政治冷感,服從建制,崇 拜名利,缺乏社會關懷的經濟人。所以,如果香港要走政治民主化的路,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必須要以培養獨立理性且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為目標。


反思所謂香港經驗

回歸已逾十年,香港嘗盡非政治化的苦果。殖民主走了,工具理性再不管用,因為管治者必須要為香港定下新的政治目標,並為這些目標的正當性作公開辯護。管治 者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並告訴我們這些理念為何值得追求。可惜的是,今天的管治階層,仍然繼續用單一的經濟思維去理解香港,並有意識地壓抑香港人政治意 識的發展。問題是,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輩的香港人,愈來愈對保守封閉不公平的制度不滿,並渴望改變。這不是世代之爭,不是利益之爭,而是價值之爭。在種 種爭論之中,我們開始體會到,整個社會的政治想像其實相當貧乏,甚至沒有足夠的政治概念和知識結構去理解當下的處境,遑論建構理想的政治圖像。就此而言, 香港並非過度政治化,而是政治上尚未成熟。我們早已完成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卻剛起步。也許這種危機同時也是契機,促使我們從觀念、制度和個人生活層 面,好好反思所謂的「香港經驗」,開拓新的想像空間。
出路在哪裏?既得利益者會說,繼續走經濟城市的路吧。只要給香港人麵包,維持繁榮安定,人民自然會默默忍受。但我們可以走另一條路,將香港變成民主公正自 由開放的政治社群,讓每個人活得自主而有尊嚴,讓生命不同領域各安其位,讓下一代不再只做經濟人,同時也做政治人文化人,更做對這片土地有歸屬感且活得豐 盛的平等公民。


作者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
10/1/2009

Daniel Lynch: The Next Chinese Revolution

October 2009
http://www.feer.com/economics/2009/september53/The-Next-Chinese-Revolu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Posted October 1, 2009

Today mark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ill be massive military parades and many speeches by the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no one will mention the very real possibility of political upheaval in the near future, or the economic inequality, job losses and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Imagine that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is growing at an annual rate of 4% when suddenly it drops to 2% because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s are hit by a severe recession. An alarmed president pushes through Congress a $2 trillion fiscal stimulus package, while a frantic Federal Reserve dramatically expands credit and increases the money supply by a whopping 25%. Would a decline in the growth rate from 4% to 2% justify such extreme policy measures?

Most economists would say “no way” because heavy stimulation of a generally healthy economy could lead to an inflationary doomsday. Y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implemented an equivalent level of stimulation in combating what it insists is a very mild economic downturn. Something isn’t right with this Chinese picture.

Beijing contends that China’s growth rate never fell into negative territory despite the fact that its exports plummeted by 20% to 25% last fall and winter and have not recovered. The only real pain China suffered, government officials maintain, was a mild decline in growth, from an average of 9% to 12% in 2005-2008 to 7.1%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9. Not to worry, the officials say.

Nevertheless, the regime hurriedly implemented a $586 billion fiscal stimulus package, the equivalent of an astonishing 13% of GDP. It also ordered state-owned banks to flood the country with liquidity. If the official data are to be believed, the result has been only a mild uptick in growth back to the country’s 9% to 12% trend line.

But despite the claimed return to growth, an anxious-looking Premier Wen Jiabao warned in early September that “China’s economic rebound is unstable, unbalanced and not yet solid.” He said Beijing must continue its fiscal stimulus measures and “appropriately loose monetary policy” indefinitely — even though growth is now officially back up to around 10%.

China’s foreign boosters — Wall Street analysts, journalists and investors — seem to find nothing strange in all this, which is odd, if not unfathomable. Wen’s call for sustained stimulus would be the equivalent of the president asking for even more stimulus after the measures outlined in our imaginary scenario hiked growth to 3%.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lebrates the People’s Republic’s 60th anniversary, China’s economy is in trouble. Yet the leaders can’t afford to tell the truth because for many years they have been blowing a political bubble called “the Rise of China.” This has led some particularly optimistic Chinese to predict that their country will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 milita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 by the late 2020s. The bursting of this political bubble would frustrate the expectations of a newly prosperous, well-educated and wired segment of a nationalistic citizenry and potentially create a dangerous political problem for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Nevertheless, China’s troubled economy may well be on the verge of throwing the country’s “rise” at least temporarily off the rails.

Beijing’s insistence that GDP grew by 7.1 perc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9 is highly doubtful given that coal consumption by Chinese power plants fell 8.9 percent and usage of petroleum products (including gasoline) dropped 2.6 percent. In previous years, energy consumption consistently grew at a 7% to 9% rate.

Equally remarkable, aggregate tax revenues fell 6% in the first half of 2009 after increasing by 17% to 31% in preceding years. The drop in tax receipts occurred at the same time as energy use fell.

Some analysts say there is nothing anomalous about these figures, because Beijing has for years encouraged energy efficiency, and it lowered tax rates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to help stave off recession. But the coincidences are far too improbable for these explanations to hold water. Almost certainly, the Chinese economy contracted after the recession began.

The sector hit the hardest would have been China’s privately owne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Often producing for export markets, these businesses had, by the mid-2000s, become the most productive and dynamic actor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years following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y absorbed two-thirds of all new entrants into the labor force and contributed nearly as much to the incremental increases in GDP.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logged these accomplishments despite the fact that state-owned banks generally refuse to extend them credit because they regar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s a surer bet. Today these banks are financing takeovers of troubled privately owned businesses by som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ll of this spells deep difficulties ahead for China’s economic dynamism.

There are other signs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is not living up to its testimonials. For example, the explosion of credit and money has not been accompanied by inflation. M2 — currency in circulation plus savings deposits — is reported each month to be, on average, 25% higher than in the comparable month last year. And new bank loans doubled in the first half and continue to increase at high rates. Yet consumer prices are reportedly down 1% to 2% year-to-date, while producer prices are off 7% to 9%.

Economics 101 teaches that if prices fall when the money supply is rising, either production must be increasing at a higher rate than money supply or the velocity of money changing hands must be falling. In China, the only market in which prices are consistently rising is the property market, now that the stock market seems to be “correcting.” Because no Chinese official claims that GDP is increasing by more than 25%, velocity must have plummeted, and a key reason would be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China’s wealthy have easy access to all the new credit, and some of them use the money to speculate on stocks and property. 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 poor can’t play this game because they cannot get credit. The very poor are barely treading water, given that 20 million to 40 million migrant workers (and surely many others) lost their jobs last winter. These people are unavoidably spending far less this year than last, while the well-off can only consume so much additional food and clothing. Consequently, prices stay steady or decline, and Chinese retailers report consistently disappointing revenues and profits.

The Communist Party hopes to keep the economy afloat by injecting huge amounts of money and credit into the economy while waiting for things to “get back to norm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export markets. One Chinese official recently said that he expects 10% GDP growth next year on the strength of surging exports and real property investment – not, tellingly, on a jump in domestic consumption. But how realistic is the government’s bet on a recovery in exports?

Most U.S. economists expect U.S. unemployment to continue rising into 2010 or 2011 and GDP growth to be tepid even if the economy technically exits recession. While consumer spending edged up slightly during the summer, it’s nowhere near its housing-boom highs, which fueled the growth in Chinese imports. Furthermore, American households are now slowly but steadily reducing their debt and saving more. During the summer, consumer credit outstanding fell at the highest rates in half a century.

China’s other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ren’t performing much better. Japan is mired in a deep recession and staring into the abyss of structural deflation. Europe is, at best, barely growing, while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 are stuck in a deep trough. Only South Korea seems to be recovering modestly but that is chiefly because some Chinese firms are using stimulus money to buy Korean goods. As Beijing weans the Chinese economy off stimulus money, Korea could slide back into recession, particularly given that it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re the same as China’s.

All of this adds up to a new normal, one that, even in a best-case scenario, would mean slower GDP growth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to come. China has no choice but to adjust to this new world that will inevitably purchase significantly fewer Chinese goods. The adjustment will likely require wrenching changes in China’s economy and even in its cultural norms. It will be costly.

No matter what, China’s growth rate — and, by extension, its “rise” — must now slow. The only uncertainty is by how much and for how long. The crucial question is how Chinese elites, encouraged in recent years to expect imminent international glory for their country, will react to this new normal. If frustrated expectations cause them to become dissatisfied at the same time as economic malaise grips the general population, Chinese politics could become severely turbulent. China’s leaders might have to make concessions of a kind that they never would have imagined, let alone wished to see. They might have to contemplate liberalization.

Daniel Lynch,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a member of USC’s US-China Institute, is the author of "Rising China and Asian Democratization."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elite Chinese expectations of China’s future.

9/30/2009

The Party's Not Over

The Party's Not Over

Why China's 60th birthday is nothing to celebrate.

BY JOHN LEE | SEPTEMBER 28, 2009

On Sept. 16, the blockbuster film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 was released to commemo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occurs Thursday, Oct. 1. Featuring more than 100 big-nam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actors including Jackie Chan and Jet Li, one of the more poignant moments occurs when the actor playing Mao Zedong holds back tears and emotionally proclaims on the eve of the rise of a new and independent countr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The film then awkwardly hurries forward to December 1978, when Deng Xiaoping heralds the era of "opening and reform" in the Middle Kingdom.

It is undoubtedly a propaganda film, as would be expected of anything conceived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But the ambitious sweep of events over six decades is a reminder of something else: The reform period since Deng took power will be nearing the completion of its 31st year -- more than half the age of modern China.

This is significant because China's leaders since Deng have been telling the worl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will soon relinquish its dominance over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is assiduously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fundament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and eventually democracy -- but only after it recovers from the chaos and destruction of the Mao years. After all, Deng famously declared that democracy was "a major condition that emancipated the mind." But the reform period of 31 years has exceeded Mao's 27 years of terrible rule. The excuse that the party will "let go" it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but for the ghost of Mao and his terrible legacy is wearing thin.

So, first things first. Why should the party "let go" more power and instead work toward building institutions that will aid political reform and eventually democracy in China? Because in one important respect, authoritarian China is failing: While the Chinese state is rich and the party powerful, civil society is weak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remain poor.

But aren't China's leaders doing a magnificent job of at least leading the country toward prosperity? After all, since Deng's reforms, Chinese GDP has grown 16-fold. And isn't this ultimately for the benefit of most of the country's people? Not in China's model of investment-led state corporatism hatched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protests to preserve the economic power and relevance of the party.

Surprisingly, the greatest contributor to Chinese growth since the 1990s is not net exports but domestically funded fixed investment used to buy machinery or construct buildings and infrastructure such as roads and bridges. For example, this constituted more than half of GDP in 2008 and more than 45 percent of GDP growth in that year. Due to this year's massive $586 billion stimulus, about 75 percent of growth this year -- now touching 8 percent -- has been achieved through state-led fixed investment.

But not just the high reliance on fixed investment is striking. Where the capital goes is also all important. China is unusual in that bank loans -- drawn from its citizens' deposits funneled into state-controlled banks -- constitute about 80 percent of all investment activity in the country. Although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produce between one-quarter and one-third of the country's output, they receive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the country's capital, and the figure is rising. Revealingly, state-controlled enterprises received more than 95 percent of the 2009 stimulus money. The Chinese state sector currently owns at least two-thirds of all fixed assets in the country.

Economic growth in poor countries is meaningful if it manages to rais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majority of citizens. But predominantly state-led models for growth, as in China, usually lead to profound structural inequaliti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resolve.

Tellingly, China's 50 million to 200 million-person middle class (depending on how we define the term) is the strongest supporter of the party, which is about 75 million strong. These elites comprise the fastest-growing groups wanting to become party members, almost a quarter of whom are professionals and skilled workers, a third students, and another third successful businesspeople. Joining the party has become a lucrative career move. By controlling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ies and the bulk of the country's capital (through state-owned banks), as well as by overseeing an extensive system of awards, promotions, and regulation, the CCP continues to control and dispense a dominant share of the country's most valued economic, professional, and intellectual opportunities.

Meanwhile, about 1 billion people are missing out on the fruits of prosperity. The country's "bottom billion" are outsiders to China's state-led model of development. They have little prospect of rising up and suffer under the yoke of frequently corrupt and incompetent rule by China's 45 million local officials.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a 2005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port, more than 40 million households have had their lands illegally seized by corrupt and unaccountable local officials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the 1990s, poverty alleviation slowed dramatically, and since 2000, the numbers of those still in poverty actually doubled in absolute terms. In one generation, China has gone from being the most equal to the most unequal country in all Asia.

It was not always like this. Eighty percent of th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who have escaped poverty did so in the first 10 years of reform leading up to the 1989 Tiananmen protests -- before the state retook control of the economy. Across the board, incomes were rising with the tide. There was a decrease in the numbers, discretionary powers, and duties of local officials. Private businesses were outperforming even the best state-controlled ones, and an independent middle class was growing and thriving. Then came Tiananmen, and Beijing halted reforms and changed direction. (Predictably, all of this is left out in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

The planned celebrations in Beijing and other cities will no doubt be spectacular. But as the planned military parade, showcasing five types of domestically designed missiles, and other festivities take place, the power of the state will also be on show. There will be a huge People's Armed Police an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ontingent there just in case protesters make an appearance. Snipers will line the tops of buildings along the designated parade path. October 1 will demonstrate the party's success in holding onto power and the strength and wealth of the Chinese state, but not that of its people.

China needs to build institutions -- and especially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 and the state needs to take its hands off the levers of economic power. The party knows full well that these conditions will likely lead to political reform and are therefore resisting change. But if that occurs, then the Chinese people -- and not just the state -- will have much more to celebrate next time.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9/09/28/the_partys_not_over?page=full

9/28/2009

The Road To Prosperity

 CCP would appreciate a lot of this article.  "Good job David Shambaugh !", Hu Jintao said.

Monday, Sep. 28, 2009

By David Shambaugh

Sixty years ago Mao Zedong stood before a sea of people atop Tiananmen Gate proclaiming, in his high-pitched Hunan dialect,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The moment was marked with pride and hope. The communists' victory had vanquished the Nationalist regime, withstood the vicious onslaught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overturned the century of foreign encroachment on China's territory. Moreover, Mao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ame to power without significant external support — theirs was largely a homegrown revolution.

Mao brought a vision for China that has resonated from the 19th century Qing dynasty reformers to this day: to regain China's fu qiang (wealth and power), dignity, international respect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In this regard, Mao and the CCP positioned themselves squarely with a deep yearning among Chinese — thus earning their loyalty and the party's legitimacy. His successors have not wavered from this singular vision and mission. (Read "Where China Goes Next.")

Tragically, Mao's belief in restoring China's greatness and achieving modernity was inextricably intertwined with his ideological desire to transform China into a socialist and revolutionary society. Mao's social engineering continually convulsed China in unrelenting political campaigns. These movements disrupted productivity and caused horrific loss of life. Yet, despite the chaos, the People's Republic embarked 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stood up. By many measures, 60 years on, China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progress toward becoming a major and global power. Mao may recognize it, but he would not be wholly happy with it.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mmemorates its 60th anniversary, it seemingly has much to celebrate. China is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and industrious nation, is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economy and trading nation, has become a global innovato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s building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system. It has an increasingly modern military and commands diplomatic respect. It is at peace with its neighbors and all major powers. Its hybrid model of quasi-state capitalism and semidemocratic authoritarianism — sometimes dubbed the "Beijing Consensus" —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across the developing world.

This growing soft power of China was strengthened by the 2008 Olympics extravaganza, and the Shanghai Expo next year will similarly dazzle. The 6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in Beijing on Oct. 1 will impress, if not frighten, the world with an arresting display of military hardware and goose-stepping soldiers. Less visible i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the first major economy to recover from the global recession and, indeed, is leading the world out of it. (Read "Mission Accomplished. Now What?")

China is on a roll, particularly when viewed over time. Visiting or living in China every year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 have had the personal opportunity to witness dramatic transformations. When I first went to China in 1979, vestig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re still evident: revolutionary slogans painted on walls and pockmarks on university buildings from bullets and howitzer shells shot by dueling Red Guards. Camouflaged, but just as evident, were the personal scars borne by intellectuals and officials whom I met at the time. I heard stories of beatings and humiliations, confiscations of personal possessions and loss of living quarters, and forced hard labor.

I then witnessed the dramatic blossoming of personal freedom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80s, punctuated by periodic countercampaigns launched by neo-Maoists in the leadership. One could literally feel and see Chinese society come alive after its long Maoist trauma, only to have people quickly recoil when the conservatives in the leadership reasserted themselves. This seesaw pattern persisted throughout the decade, culminating in the dramatic Tiananmen demonstrations and their suppression in June 1989.

In the early 1990s, I again experienced China as a society traumatized, this time by the aftermath of Tiananmen. But by mid-decade Deng Xiaoping had reignited domestic economic reforms and China had normalized its place in the world after its post-Tiananmen isolation. Politics, however, remained frozen and the heavy hand of the state remained evident. Only during the present decade, in the waning years of Jiang Zemin's rule and under Hu Jintao, has the Communist Party begun to experiment with very limited political reforms. My discussions with those party officials involved with crafting the "democratic" reforms makes clear that there are strict boundaries to how far they will proceed.

Thus, when considering the totality of six decades, the record of the PRC is decidedly mixed. While its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omentous, so are the contrasts and contradictions exposed by those very same achievements. In many sectors, each reform breeds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China has come a long way, but it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See pictures of Remembering Tiananmen Square.

The Cost of Wealth

The question for China's leaders was never whether to modernize — but how. During the Maoist era a variety of economic models were experimented with, each of which achieving some modicum of growth. Yet all of them left China lagging far behind the West and East Asia. The costs of some initiatives, lik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rom 1958 to 1960, were catastrophic in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terms. It was not until Deng and Chen Yun, another reform-minded Politburo member, returned to power in 1978 from internal exile that the economic course was changed.

Three decades later, the world witnesses the extraordinary results. China is now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economy, after the U.S. and Japan, and recently surpassed Germany as the largest exporting nation. Its GNP is on course to overtake Japan's by 2010 and perhaps that of the U.S. by 2020. (Read "Why the China-U.S. Trade Dispute Is Heating Up.")

Much of this dynamic growth has been export-driven, benefiting the low- and medium-technology sectors of the economy. But China is beginning to move up the technological ladder and is becoming more innovative in certain sectors such as electronics and biotechnology. The country has become a manufacturing superpower and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producing two-thirds of all photocopiers, microwaves and shoes; 60% of cell phones; 55% of DVDs; over half of all digital cameras; 30% of personal computers; and 75% of children's toys, plus a wide variety of other goods.

As a result of its economic boom, China has amassed a staggering $2 trillion in foreign exchange — the largest reserves in the world — and is beginning to invest significant amounts abroad. Today, 37 Chines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ank among FORTUNE's top 500 global companies, up from just six a decade ago, while 450 out of the FORTUNE 500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production lines and a business presence in China.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recipi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fuel its economic boom, China's voracious and insatiable appetite for raw materials has led it to absorb large amounts of global commodities. China now consumes 16% of global energy resources and is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consumer of oil. (Read "Can China Save the World's Economy?")

But the economic explosion has come at a high environmental cost. China's air and water are among the most polluted on earth and it is the leading emitter of greenhouse gases. The environmental nightmare is hurting public health. Malignant cancer now accounts for 28.5% of deaths while respiratory diseases account for 13.1%, according to the 2008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China's growth has been dynamic, but it is also double-edged.

Reinventing a Nation

Mao spent his lifetime trying to transform Chinese society in his utopian, socialist and revolutionary vision. He tried to create a "new socialist man" and an equitable society. His regime succeeded in providing the world's largest population with food to eat, housing and basic services. Social vices were eliminated, literacy was expanded, life expectancy increased and infant mortality decreased. These were no small achievements. But Mao's efforts to impose socialism had a deadening effect on urban and rural society alike, as political movements repeatedly harassed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By the time Deng and his compatriots came to power in 1978, China was traumatized, tired and alienated by 30 years of Maoist experiments and totalitarian controls. Deng's wisdom was to recognize that the state needed to retreat from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if the cre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s of ordinary Chinese were to be unleashed.

Three decades later, Chinese society has fully blossomed. Chinese today experience a wide variety of personal freedoms in daily life that they and their ancestors had never known. Chinese state and society have also reconnected with the past, emphasizing Confucian and Buddhist values. More than 200 million people have been lifted out of poverty and the members of a growing middle class with disposable income travel abroad,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dine out and decorate their stylish apartments with furniture purchased from stores like Ikea. Access to education has become far more widespread. Some 21 million students attend university today, while an estimated 300,000 study abroad every year. Approximately 206 million Chinese children atten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asic literacy is almost universal in China today, while it was roughly 20% in 1949. Still, China remains a poor country by global standards: some 207 million people still live below World Bank poverty levels on less than $1.25 per day.

See pictures of China's infrastructure boom.

With economic growth have come demographic shifts and life improvements. Live expectancy has shot up while infant mortality has plummeted. In 1949 more than 90% of the population lived in rural areas; given the expansion of urban areas, slightly more than half (721 million) do today,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But China's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and spreading industrialization have resulted in a considerable loss of arable land and forcible evictions, sparking much resentment against local officials.

Chinese intellectual life has also improved, although over time this remains one of the real dark spots of Chinese communist rule. For six decades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persecuted, harassed and forced to conform and create within various boundaries set by the state. They continually probe the boundaries — until the state pushes back. Despite continuing controls, public and private discourse in China has never been so free. The blogosphere and Internet are alive with unbridled discussion — unless and until it crosses the state censor's invisible hand. (Read "Avoiding Censors, Chinese Authors Go Online.")

While China has made much progress, it still has many blemishes. Treat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 particularly Tibetans and Uighurs — is the Achilles' heel of the regime, as violent riots last year and in recent months have clearly demonstrat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main serious problems, while cities struggle to provide basic services to the hug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100 million or so migrants. Income disparities (as measured by the Gini coefficient) are now approachi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China has again become a stratified society — just what Mao sought to eliminate. Still, given the unprecedented scale and nature of China's socioeconomic change over the past 30 years, the country's relative stability is commendable.

Politics Not as Usual

At first glanc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has not changed much since 1949. It is still a Leninist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CCP and an oligarchy of its self-selected leaders, which tolerates no opposition. The Party's powerfu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versees all major appointments in the country, and one must really be a party member to get ahead professionally.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s remain essentially as they were six decades ago, copi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But while much of the structure and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system remains largely the same, the substance and process of politics has changed quite a lot. The leadership and the 76 million party members are better educated and their recruitment and promotion is much more meritocratic. Competence is now rewarded. In the past, there existed only two exit paths from officialdom: purges and death. Now mandatory retirement is firmly implemented. Instead of being a totalitarian party dominated by a single leader, the CCP today is an authoritarian party with a collective leadership. The leaders themselves — at least those I have witnessed — are now remarkably self-assured and relatively sophisticated.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plays little, if any, role in their decision-making. The policy process is more consultative, although still lacking in transparency. Much emphasis is put on governance and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undergo required training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 the whole,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proven itself to be remarkably adaptable and open to borrowing elemen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As a result it is becoming a hybrid party with elements of East Asian neo-authoritarianism, Latin American corporatism and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all grafted to Confucianist-Leninist roots. The uprising in Tiananmen and across China in 1989 and the subsequent collapse of communist systems i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for the CCP. Many lessons were drawn, but the principal one was to remain flexible and adaptable, not dogmatic and rigid. (Read "Beijing Clamps Down After Call for Democracy.")

Will the Party's adaptability and the nation's continuing economic growth be sufficient to sustain it in power indefinitely? Perhaps. The CCP's sustenance to date has certainly surprised many leading China watchers. But, going forward, the major challenge to the Party will likely be its ability to deliver adequate "public goods" to the population: health care,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social services. Providing stability and ever increasing personal wealth will not be enough to guarantee the Party indefinite legitimacy — it must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its citizens. This is China's new revolution: the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

Taking On the World

Any consideration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since 1949 must recognize the dramatic improvement in China's global posture. Sixty years ago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 was cut off from the world, having diplomatic recognition only from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nations. It was excluded from the U.N. It soon became embroiled i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Cold War, which brought further isolation. Despite some marginal trade with Western Europe following the 1954 Geneva Conference on Indochina, China was cut off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finance and aid. As a result, its economy stagnated.

See pictures of "China Goes to Africa."

Six decades later, China has fully embraced globalization at home and has burst onto the world's stage in a largely positive fashion. It now has both interests and a presence in parts of the world completely new to China — such as Latin Ame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 and enjoys rising international prestige. Beijing has generally managed its relations well with the major world powers: the U.S., Russia and the E.U. It has transformed its regional diplomacy in Asia, reasserted a role in Africa and become much more deeply engaged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cross a range of global-governance issues. China used to eschew multilateralism, distrusting it as some kind of (Western) conspiracy. While Beijing remains a selective multilateralist globally — engaging on some issues and not others — the broad trend has been positive and in the direction of deeper contributions to the world community.

China is also more proactive on global security issues ("hot spots" as Chinese analysts like to describe them). When natural disasters now strike, such as the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tsunami in 2004 and the Pakistan earthquake the following year, China is there to provide physical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China now has over 2,100 peacekeeping personnel deployed in about a dozen nations worldwide — more than any other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is is one tangible expression of China's strong commitment to the U.N. Today, indeed, the PRC may be the greatest advocate of the U.N. among the major powers. (Read "China Takes on the World.")

In the field of arms control, China used to be a serious proliferator of missiles and missile components, and a significant seller of conventional arms. But, over time, China has signed or ratifie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the 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and the Biological and Conventional Weapons Convention, has joined the Nuclear Suppliers Group and has essentially adhered to the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although it is not a member). This is not the China that the world used to know: a "revisionist" destabilizing power that sought to overtur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da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deeply involved across the globe and is increasingly an upholder of, and contributor to,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der. China has been a considerable beneficiary of the post – Cold War order, which has allowed Beijing to establish a presence in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was not previously possible.

China's strategic posture is also changing. It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program has made giant strides in recent years — and they will be on display in the massive military parade in central Beijing on Oct. 1. In many categories China's military is the best in Asia and in some sectors is approaching NATO standard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till has no global strike capacity, however, other than its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 and cyberwarfare capabilities.

Still, many countries worry about China's rise and global expansion, even though it has, to date, been outwardly peaceful. Public opinion polls in Europe and the U.S. regularly reflect a negative image of China, while concerns over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job losses are growing in Europe,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Substantial strains remain in Beijing's ties with thre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neighbors: Australia, India and Japan. Even relations with Russia, which have achieved historic high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ave run into obstacles. This is unsurprising. As Beijing expands its influence and begins to flex its new muscle on the world stage, it's to be expected that China will engender occasional discord with other nations. (Read "The China-India Rivalry: Watching the Border.")

Future Shock?

Some historians of China think they see the telltale signs of dynastic decline: government corruption, social discontent (especially in the countryside), autocratic rulers and a militarizing state. Some contemporary China experts also voice their doubts — proclaiming the regime fragile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ossified — while economists question how long the dynamic growth can continue.

While the system and country have weaknesses and challenges, the Sinological landscape is littered with its naysayers and critic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endured for six decades and has overcome a wide variety of serious domestic crises, border wars and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Its strengths and adaptability have repeatedly been underestimated by outside observers. One thing is certain: China will remain a country of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s — which will keep China watchers and Chinese alike guessing about its future indefinitely.

Shambaugh is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China Policy Program at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currently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Beijing. His latest book is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

See pictures of China on the wild side.


Find this article at: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924366,00.html



9/23/2009

we Live in Public

 
9/20/2009

Capitalism’s Little Tramp

 
September 20, 2009
NYTIMES
Film

Capitalism’s Little Tramp

TORONTO

“DO not get out of the car!” the private security guard barked at the driver from the back seat of a black van carrying Michael Moore and five striking workers from the United Steelworkers union (Local 6500). The event was the screening of Mr. Moore’s latest film, “Capitalism: A Love Story” at the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and, as with most premieres, the sidewalk was packed with people waiting for the limousine doors to open.

But as the driver pulled the van close enough to the curb to clip the shoulder of a Toronto policeman holding back the surging crowd, it became evident that this crowd wanted more than autographs. There were picketers, homemade protest signs and people dressed as 19th-century robber barons. Even the miners, whom Mr. Moore invited to bring attention to their bitter two-month strike against the mining giant Vale Inco in Sudbury, Ontario, looked wide-eyed at the spectacle last Sunday.

“Uh, oh,” Mr. Moore said, looking out the front-seat passenger window. “They’ve got pitchforks.”

Mr. Moore, a veteran of political action and perhaps the most successful documentary filmmaker in history, had little reason to worry. Getting out of the van, he waded into the crowd and greeted the protesters, whose pitchforks were directed at the bankers and bureaucrats behind last year’s huge Wall Street bailout. He then entered the Elgin Theater and introduced the miners (wearing their full work gear) to the news media, the warm mood broken only slightly when a reporter from “Entertainment Tonight” asked sarcastically whether Mr. Moore had arrived in a Cadillac.

“I don’t notice,” he said, asking if anyone knew the make.

“Jeez, I think it was a Ford,” one of the miners said, squinting into the paparazzi flashes that lighted up his face.

Canada has been friendly territory since 1989, when Mr. Moore came to the festival here to hawk his first film, a 16-millimeter documentary called “Roger & Me,” about how General Motors abandoned Flint, Mich. Still living on weekly unemployment checks of $98, Mr. Moore was a surprise winner of the festival’s People’s Choice Award and his unlikely career rise began.

Since then, in films like “Fahrenheit 9/11,” “Bowling for Columbine” and “Sicko,” his hulking figure shambling toward company executives and bewildered security guards has become the postindustrial version of Chaplin’s Little Tramp. This year’s entry is not a sortie on a particular industry; it is a frontal assault on the very idea of American free enterprise — a beast, he called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Toronto audience, “and you can’t tie it down with a flimsy piece of rope.”

For this crowd that is a message that goes down as easily as weak American beer. In the United States Mr. Moore’s conservative critics may decry his popularity, but his films and best-selling books are far more popular outside the country, especially in Britain, elsewhere in Europe and in Japan. In such places Mr. Moore has become a kind of anti-cultural ambassador — the prism through which a large part of the world views the United States.

But a film that flatly concludes that capitalism is evil is certain to put him at odds with most of the left wing in his own country, and even with President Obama, who gave a speech the next day on Wall Street on the need to reregulate, not replace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 know what I’m facing when I go back across the Blue Water Bridge,” Mr. Moore told the theater’s 1,500 cheering “socialist Canadians,” as he called them. After the screening many in the audience looked for ballots to vote again for Mr. Moore’s film for the People’s Choice Award, which is sponsored by — who else? — Cadillac. Your tax dollars at work.

HYPOCRITE. PROPAGANDIST. Egomaniac. Glutton. Exploiter. Embarrassment. Slob. These are a few of the criticisms that have been lobbed at Mr. Moore since his career began, and these are just the ones from liberals.

His arrival with “Roger & Me” seemed to crystallize a contradiction in the elite liberal sensibility, one that is still unresolved. Through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both Bushes, Whitewater and Kenneth W. Starr, some liberals have craved their own class warrior, a Rush Limbaugh for the left who would take the fight unapologetically to the Republicans.

But faced with Mr. Moore (and later, Keith Olbermann) they recoil, claiming that kind of aggressiveness is somehow at odds with the notion of being a liberal. In a famous attack, Pauline Kael wrote that “Roger & Me” was “gonzo demagoguery that made me feel cheap for laughing.” Funny — none of Rush’s listeners ever say that about him.

“I don’t think they like a guy who is hovering around 300 pounds and walks around in a ball cap who comes from a factory town and talks like where he comes from,” Mr. Moore said over lunch in Toronto the day before his premiere here. “People want to have polite conversation at their wine-and-cheese functions.”

Over lunch Mr. Moore seemed more than polite enough. In private conversation he speaks slowly and softly, broken up by an occasional Fat Albert laugh. Wearing a black Ralph Lauren T-shirt under a dark jacket, his head bowed over his plate of pasta, he could pass for a kindly Jesuit, even while trying to dab at the tomato sauce spilled down his front.

And for someone who has often been accused of playing fast and loose with facts, he seems to have an almost pathological precision about dates and specific incidents, framing sentences with, “The first reports came across the wire on Saturday morning in Traverse City, Michigan” and “Dana Milbank wrote about this on Page 10 of The Washington Post ... .”

He decided, long before last year’s financial meltdown, that his next project would focus on what he saw as the central thread of his films: how greed and short-term thinking were undermining the middle-class life he knew growing up. And he decided to reverse his usual filmmaking process by making the argument first, then collecting his material.

“While I was making ‘Sicko’ I began to think: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20 years. How many more films can I make when I’m talking about the car industry in this film or Halliburton in that film or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this film?’ And I was thinking, ‘What if this would be your last documentary?’ Well, I wouldn’t pull my punches.”

As much as Mr. Moore sometimes plays a comic-book version of class warrior — Left-Thing vs. the Republic of Fear! — his politics are not grounded in class as much as in Roman Catholicism. Growing up in Michigan, he attended parochial school and intended to go into the seminary, inspired by the priests and nuns who, at least until Pope John Paul II, inherited a long tradi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activism in the American church.

“The nuns always made a point to take us to the Jewish temple for Passover seders,” he said. “They wanted t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Jew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putting Jesus up on the cross.”

Along with a moral imperative, Catholicism also gave a method. Mr. Moore idolized the Berrigan brothers, the radical priests who introduced street theater into their activism, for example, mixing their own napalm to burn government draft records. Their actions were a form of political spectacle that, conceptually, is Marxist — workers seizing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all that — and it influenced some of Mr. Moore’s best-remembered stunts.

The central conceit in “Roger & Me” was his futile pursuit to interview the chief executive of General Motors, Roger Smith. And in “Sicko,” he took ailing rescue workers from ground zero to Guantánamo Bay, Cuba, because detainees there were receiving excellent health care. “Although I’m trying to say things I want to say politically, I primarily want to make an entertaining movie,” he said. “If the art of the movie doesn’t work, the politics won’t get through.”

To make sure the politics do get through, Mr. Moore invokes the privileges of much-better-financed producers and does market research. Jim Czarnecki, a documentary filmmaker who has worked with Mr. Moore for years, remembers screening “Fahrenheit 9/11” on eight consecutive Tuesday nights for select audiences, gathering feedback and recutting the film.

“We discovered what was clear, not clear, what worked and what didn’t,” he said, adding, “Michael works hard to craft his movies for a large audience.”

Mr. Moore’s obsessive reworking produces results, but can also exasperate his collaborators. The day before the screening of “Capitalism” he went to his sister Anne Moore, who produced the film, with a new idea for cutting a scene. She looked slightly exhausted in telling the story, then added, “but it was a good idea.”

David Johnson, who produced “Michael Moore Live!,” a one-man London stage show which ran in 2002, said that Mr. Moore would often rewrite the script in the morning, then deliver the new version “word perfect” that night. He added: “There is a frantic element that surrounds him. Obviously, it’s something he requires. It is emotional and sometimes spins out of control. But he’s also the first to apologize and that’s unique.”

Mr. Moore admits that his frenetic work habits — in addition to the documentaries, he’s written three best sellers — are also therapeutic. In the last few years his personal mood has wavered between what he calls “passive despair” and outright anger. The work, especially the humor writing, he said, keeps him “from finding out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anger.”

THERE ARE FEWER of the trademark Moore stunts in “Capitalism,” a sprawling 126-minute film that tries to connect data points across the economy, including the bailout, financial deregulation, privatized juvenile detention centers, the collapse of the American auto business (again), “dead peasant” insurance policies, Goldman Sachs’s influence in Washington, the crash of a commuter jet in Buffalo, the Florida condo market and an old-fashioned sit-in at a Chicago door-and-window factory.

In part the stunts are harder to pull off for a famous, rabble-rousing filmmaker. But at the movie’s heart is the original footage Mr. Moore’s shooters made of workers inside the occupied factory in Chicago (his was the only crew let in during the five-day strike) and of homeowners being evicted. Mr. Moore retains an ear for ordinary speech that is uninflected by the exigencies of morning talk shows or “SportsCenter” clichés.

In one scene the neighbor of an evicted family in Florida argues with the enforcer sent from the bank, telling him if too many people are locked out, “the value of everybody else’s house goes down.” That, on a more vast scale, is precisely the rationale offered by the White House for the $700 billion bailout of Wall Street.

“One of my favorite lines in the film, and I hoped it would provoke a reaction,” Mr. Moore said. “The bailout in and of itself — the idea of protecting people’s pension funds and hoping that everything doesn’t go down a rathole — that’s not a bad thing. It’s the way it was done.”

When it comes to the question of how exactly it should be done, the film gets a little blurred. Although he likes to quote Scripture, saying that the rich man will have a hard time entering in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Mr. Moore doesn’t offer a specific marginal tax rate that might at least inch him along. Instead “Capitalism” tugs on the familiar autobiographical thread of Mr. Moore, the product of a middle-class upbringing spurned by the corporation and the system his family helped to build.

This theme — class warfare as unrequited love — runs through almost all his films, starting with “Roger & Me,” which can be read as a kind of screwball comedy with Roger Smith in the Irene Dunne role of unattainable idol. As Iggy Pop sings in the “Capitalism” theme song, a version of “Louie, Louie” that was specifically created for the film, “the capitalists just break your heart.”

After the screening in Toronto, Mr. Moore took questions from audience members eager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y should do. He offered some broad suggestions, stressing that he worried that Democra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gin to abandon Mr. Obama (whom he enthusiastically supports) now that the election is won.

Pushed harder on Mr. Obama, a gradualist seemingly out of step with Mr. Moore’s radical agenda of scrapping capitalism, Mr. Moore only said that he hoped for the best, but feared the influence of Goldman Sachs on the administration. Finally, he just shrugged.

“You know,” he said, “the next movie may be about him.”

9/6/2009

孔子

 
6/4/2009

6.4 memory of Tiananmen burn brightly in HK

 
6/3/2009

另一篇好文!

心系六。四 2009-06-02 21:48:35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906&postID=2365

六。四 二十年了,第一次写纪念文章。不是不能为,是不想为。

二十年前的四月,刚刚从美国移民到加拿大(大概是出国学生中最早的一批),还没来得及把家安定下来,就赶上了胡耀邦逝世,和后来的学运。天天看电视,看CNN和CBS(我喜欢 Dan Rather),一直看到六。四。

和国内的同学没少打电话,尽管那时的电话费死贵。五一七大游行后,收到三个在部里工作的同学同天打来的电话,他们从来没这么兴奋过:百万人支持学生,中国有希望,GCD会改正错误。六四后,又收到其中一个的电话,说要托当海员的同学给我带些东西,希望我妥善保存。

以后,我天天等待着。直到一天,一个同学从温哥华港口打电话找我,才收到了所托的物品。回家打开一看,是四盒彩色幻灯片,总共146张,从五一七到那天晚上。看过后,激动不已,这是当事人留给历史的真实记录。我把它们珍藏在避光密封的铁盒里,一直到今天。

不 想写东西的原因是,对学运的评价,随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渐渐地批评多于肯定,先是在国内,满满移到海外。特别是那几个学运领袖在海外表现出人本性中龌 浊的一些侧面,和中国日益成为能说“不”字的强国,人们更倾向于学运不是好事,和不镇压,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的认知。好像罪恶地杀死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 民是不得已的行为,是为中国今天的繁荣(真是高瞻远瞩);而绝食请愿的学生,倒是在黑手操纵下引起动乱的罪魁。

说实在的,六四后,听到李 鹏和北京那个书记对学运发出的指责,我并不吃惊:他们不这样宣传,活不下去。但二十年来,这种指责越来越多地从当年的参加者口里说出,而且口径一致地质疑 当时的学生,才真让我感到悲哀。这两天,又看了一遍那些幻灯片,真可惜了那些年轻的时光和生命!

**********************************************************

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很多单位的领导和民众,明知说过一些批评GCD话的人,是无恶意的,是真心向党交心。当上级指标下来时,不得已定了很多人为右派;有的人甚至是在去厕所时,被大家“推举”的,因为谁也不想当面把个清白的人指责为右派。

当时大家都明白太多的右派是冤枉的;但正在运动风头上,先委屈一下,也是为党好,为国家好,为个人好。“母亲决不会冤枉自己的孩子”,感人至深。

但到了1966年的时候,当年的右派,有哪个是被冤枉的?经过十年的政治运动和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人们纷纷与被“错划”的右派划清界限,直把右派推进和地富反坏为伍的黑五类中,狠批狠斗。再到为他们平反,承认是错划,又经历了苦难的十二年!

这就是政治宣传的巨大作用,人们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自己当年的良知!过去是为帝修反的包围和革命化,现在是为中国的强盛,对错和曲直,都是可以任由摆布的。

**********************************************************

一个朋友说,我以前很认同学生运动,痛恨镇压。但了解到那几个领袖的真相后,感到恶心,也改变了对六四的看法。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我听到过不止一次,一人。

在广场上上万的学生和北京上百万的市民,工人,干部,都是为了那几个学生领袖而绝食的?而参加五一七大游行的?再问问自己,当时是怀着什么心境参加学运的。

这好像是说,我看到了汪精卫当汉。奸的丑态,就改变了我对他刺杀摄政王的尊敬,以至失去了对辛亥革命前期活动的认可。说这样话,不会得到人们的赞同;可同样的逻辑,却是指责学运的借口。

**************************************************************

赵紫阳在搞政治投机,利用学生运动分裂党,有这样的指责。

学生开始时,是涉及到了赵的两个儿子官倒,但同时也涉及了邓大人和王震的儿子,甚至有一个长长的父子关系对照官倒名单,几乎涵盖了中央的所有大老和新贵。显然,矛头不是对准赵一个人的,说赵为两个儿子着急上火,去投机,是不成立的。

赵 当时是党的总书记,是军委的副主席。他只要不公开顶撞邓大人,他就是中国名符其实的第一把手。他用得着投机吗?就是投机,也要投太上皇所好才对!唯一能动 摇他地位的,是邓对他的反感,或惹火烧身。能从小县委书记一路爬上来的他,还不懂这个?再不懂,看看前任胡耀邦就是了。赵投机,利用学生,为那般呢?


*********************************************************

赵在5月17日的邓家御前会议上,讲过为什么要对戈尔巴乔夫当众讲邓小平是我党的最高决策人的原因,也表示如果伤害了小平同志,他道歉。这个谈话,中央文件和各类书籍都提及过。

批评赵的人,不妨先想想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邓完全可以保留总书记或主席的地位,假如中国的改革少不了他掌舵。表面上退下,却执掌着说一不二的大权,只会带来混乱和灾难。如果批评赵分裂中共,分裂实际是从这个决定开始的。

对 邓大人,我自己一直是感激和尊敬的。从个人得失看,没有他的政策,我家境不会改变,我不能上大学,不能出国。从国家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发展,是在他 领导下实现的。他对中国人民是立下功的,所以他也无愧地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但他确实在毛泽东之后,又一次迫坏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又一次成为 “太上皇”。(他最后认识到这个错误,自我解除了权力,停止了终身制,是值得赞扬的。)

他的醒悟来的晚了些,六。四就是他和他的同事破坏中共制度的直接恶果。赵有责任,但不是起决定作用的。

*******************************************************

六。四镇压,造成了中共政治改革的大退步,使和平进行社会变革和GCD的自身净化,都无法进行;使民众,尤其是官吏干部的道德观扭曲。不想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都知道,现在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腐败时期,而且还有越加严重的发展。

批评学运的人,说这是学生过早追求“民主”的结果,说中国社会还未成熟到实行民主的阶段。实在是本末倒置。

学 生的要求,直到戒严之前,还只是反官倒,反腐败,推动政治改革和推翻4。26社论。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不是学生诉求的主流。在和李鹏面对面的谈话中,学生 代表的发言,全社会是看到的。所以,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中共完全有可能在和平的条件下,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接受学生和人民的要求。可惜的 是,它选择了对抗。

六四过后,再没有人敢过问官家腐败的事,中国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能怪学生吗?

******************************************************

天安门广场上,常听到的两首歌:<国际歌>和<血染的风采>。CBS采访的记者,说不能想像唱<国际歌>的青年,会反对共产党。是的,他们真的不反GCD。

同样,唱<血染风采>的青年,不会不爱这个国家。他们不反共和国。

他们被一小撮人利用了?太低估了他们的才智,也否定了他们的理想。

子弹和坦克却夺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我们还在为讨好沾满鲜血的人,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学生幼稚,会犯错误,我们谁不会?但错误只是错误,镇压是犯罪,两者不能等同。

最终能看到希望的那一天。

5/31 Tiananmen Square Mouners March on after 20 Years

 

2 Decades Since Tiananmen

 

Our Collective Memory ...

蘋論:香港人孤獨地延續六四記憶

2009年06月03日

周 日的六四遊行,有破紀錄的 8,000人參加。這不是值得高興的事。明天六四燭光集會,不管有多少人參加,也不是值得高興的事。因為環顧世界,只有香港人在孤獨地紀念六四,在追悼六 四,在為枉死者而泣,在為受難者禱告,在要求中國當權者為六四翻案,並期望以此為起點,讓中國向政治改革邁步,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


曾為六四 事件而反對她丈夫克林頓在天安門接受官方歡迎儀式的希拉莉,到北京訪問不提中國人權問題了。曾在天安門拉起橫額的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最近訪北京不提六 四了。仍在北京訪問的美國財長蓋特納恐已忘記中國有人權問題了。我們可以期望奧巴馬會對中國說甚麼呢?每年六四都發表文章或談話的台灣馬英九,去年當選總 統後六四不再提「血腥鎮壓」,據稱明天他會有專文發表,我們能對他有甚麼期待呢?


人民不會忘記?中國大陸的人民真的不會忘記?他們記得三反、五 反、大饑荒、文革嗎?中國人是馴服的(也可以說是過份善良)的民族,是好了傷疤忘了痛的民族,是日子過得好一點就對既往痛楚選擇失憶的民族,除非掌權者要 他們記住比如南京大屠殺那樣的事件。中共建政六十年以來的所有歷史記載都是掌權者撰寫的「當代史」。


面對全世界幾乎都對六四失憶的情勢,中國掌權者會自以為得道多助嗎?但實際上只是「得錢多助」吧了。各國政要對六四選擇沉默是「睇錢份上」,若拿出他們心中的價值觀,或讓他們私下談,他們的真正想法決不是這樣。


在 「得錢多助」的世界,偏偏有一個地方的人,不被金錢收買,他們就是已回歸中國的香港人。每年六四,香港都有數萬市民,在維園點起悼念的燭光,今年是六四二 十周年,也許會有更多人走向維園。是因為曾蔭權的言論起了反面動員作用嗎?也許是的。但參加燭光集會的市民都知道,事情並不像 03年五十萬人上街那樣,人多就可以把事情改變。我們去維園,是因為要對這件駭人的屠殺繼續發聲,是因為我們無法抹去記憶,是因為我們不能捂住良心過日 子。我們曾有過一段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歷史,使我們可以在自由的空氣中,關注和支持中國向民主自由的體制奮進,我們有過楊衢雲、孫中山、黃花岡烈士,他們都 在香港醞釀革命,我們為抗日戰爭輸血,為反對國民黨專政的共產黨人掩護,今天,我們也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內地的愛國民主運動,不管時間有多長,不管代價多 大,我們也會讓支持民主的薪火相傳。這是香港人的人格。


面對專權政治的高牆,環顧「得錢多助」的世界,我們不僅孤獨,而且毫無勝算,但正如村上春樹所說:「以卵擊石,在高大堅硬的牆和雞蛋之間,我永遠站在雞蛋那方。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錯誤。」


講多少歪理為鎮壓開脫都沒有用,批評學生當年過份激情也沒有用,(誰沒有曾經幼稚和不成熟的地方?)不管誰正確誰錯誤,我們只知道一方是擁有所有體制的暴力、宣傳工具、動員能力的高牆,一方是只有靈魂和脆弱軀殼的雞蛋。這就是事實的全部。


有沒有勝算,有沒有利益,甚至有沒有效果,都不是香港人考慮的。從一百多年前楊衢雲時代至今,香港人就沒有考慮過這些。除了那幾個不是流着香港血的小丑。

明天到維園去。每一個獨立的靈魂會互相取暖。儘管是孤獨的,但我們心中徜徉昆德拉的一句話:「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就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讓我們反抗遺忘,延續記憶。
6/2/2009

六四不会轻易翻案,也谈六四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905&postID=44094


有 个不曾见面的朋友,在MSN上让我写篇关于六四的文章.六四这个事情,我其实不愿意谈太多,因为想起那些死去的同龄人,心里就分外的沉重,那样美好的年 华,怀着那样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悲愤,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时候,看到有些人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污蔑那些死去的年 轻人的时候,心里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总有无限的悲凉.连袁木都不愿承认的事,难道仅仅为了一口饭吃,为了几毛钱,就这样污蔑那些死去的年轻人?有些事情 可以不做,有些话,可以不说,但是不能丧失最起码的做人的立场.


万 事悠悠,死者为大.何况他们是那样一群热血的年轻人? 作为同龄人,我没有他们那样的勇气,尽管我曾有着和他们一样的热血和激情.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死去的 人,永远值得他们民族的尊敬.一个民族的进步和生存,就是靠了这样一代代这样热血青年的牺牲换来的.无论是国民党的先驱,还是共产党的先驱,当然,更包括 六四中献出生命的年轻学子.


我 们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近一百多年来,已经有太多的牺牲了.我们总不能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找到妥协的办法,对内的争端,总是不停的诉诸武力和流血.而 夏瑜的故事,也总是在不断的上演. 尽管吃饭很重要,但是良心和良知,以及社会公义和正义,应该比吃饭,乃至生命更重要.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但是作 为生者,总该有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


这个文章,也算是另眼看六四吧.


在 中共的历史上,玩权术的两大高手,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邓小平.但是两个人的水平,实在是差的太多. 一个是玩阳谋,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运动,都是大张旗 鼓,堂而皇之,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 所以,牵扯到毛泽东的事,都有人民背书,这个即使再反对毛泽东的人,也无法否认. 无论他用什么样的手段,他发动的 群动,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不能不承认.


邓 则不是,邓的很多做法,更象一个政客,一个军阀.但是邓的最后一招,就是拉上军队和整个党的命运来为自己背书.这就是六四,邓小平对群众,对以人民的名义 做事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人性恶的一面,人自私的一面.人利己的一面.人恐惧的一面.从发展经济,到六四镇压.他也成功了.

六 四镇压,他整个把解放军搭进去了.在这之前,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无论学生也好,市民也好,没有人会相信解放军会开枪.甚至连38军的军长,都撂挑子不 干. 因为历史终归是历史. 没有人能掩盖的住,那个三十八军的军长,这样做,不仅仅是处于良知,更是处于对自己军队名声的爱惜. 六四之后,没有人不相 信解放军不会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了.无论你怎么污蔑学生是暴徒,但是事实是,学生并没有武装,没有暴动.更没有先动手.要解决广场的问题,防爆警 察,高压水龙头,催泪瓦斯足够了.就像国民党和北洋军阀做过的一样.但是邓小平一定要动用野战军,为的就是让军队为这事背书.只要一提六四,一定要把解放 军扯进来.为的就是增加翻案的难度,延长平反的时间.一句话,六四这个事情,虽然是我拍板,但是军队和共产党,必须为我背书.想平反,没有那么容易.


六 四之前,学生之所以上街请愿,游行,反腐败,反官倒.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学生,是受了共产党几十年的教育,相信党,相信政府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党为人 民服务,既然为人民服务,那人民的呼声,当然要倾听了.那个时候的人们,相信政府主持正义,相信社会公义,而且,相信真理在政府这边,相信党的领导.但是 枪声一响,多少人的梦想和信心破碎?即使人人都不说话,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明白.


六四这件事,对邓小平来说,做的越狠,越彻底,翻案的难度就越大.因为整个党,要为这件事情背书了.一旦平反,势必群情激烈.直接威胁到共产党的合法性.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所以,后来的继承人,没有办法轻易平反和松口. 邓这一招,几乎把共产党自己逼上了绝路.


政 治改革无从进行.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子的宣传下,民主已经成了西方代理人的同义词.提民主,意味着,混乱,国家解体,和唯西方之命是从.既然不民主 可以高速发展经济,使国家强大,那么乱哄哄的民主,不要也罢.这个想法,在中国人里面,非常普遍.一句话,民主是个烂东西.

六四开枪,使得共产党只能越来越依靠特殊的利益集团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官僚系统,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军队的支持.维护国家的统治的基础,不是道义和民众授权,而是特殊利益集团和国家机器. 这样绝对不会长久. 


邓 小平动用军队的目的,是不允许有任何党外政治势力的存在,即使是学生也不行.一点的权也不能分.有的人说,学生要分权,要夺权. 军队和政权都在共产党手 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共产党的领导的,如何夺权?最多,是有了独立于共产党控制之外的政治势力存在罢了. 这些党外政治势力的存在,注定了要和共 产党争取民心和舆论.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 即使存在,共产党也是占有绝对的优势.报纸,军队,政府,都在共产党手里.至多是,中国人有了另外的政治选 择.政府做事,必须在公众的监督之下,接受公众的批评罢了.共产党不是泥捏的.那些相信学生能轻易夺权的人,不过是太过夸张了,今日回头再看,就当时的学 生领袖的那点水平.就是让他们组个党,自己也会搞散了.共产党何惧之有?


邓小平此举,意在杀人立威,恐吓威慑住中国人罢了.但是,他这么做的结果,要想挽回失去的信任,几乎不可能了.共产党只能往另外一个方向走.那就是统治基础越来越窄,越来越难争取民心.而中国目前的情势,官民的对立和不信任,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在政治上,中国人连言论自由都不可能了.因为一旦言论自由,势必导致民间追究六四的真相.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游行的自由.网络封锁和言论控制,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


六 四平反,所牵扯甚多,把军队和党的统治都扯进来,都搭进来.这是邓小平最狠的地方,毛泽东做的事情,共产党怎么都好遮过去,因为那是以群众的名义进行的, 要反思,也是整个民族的反思和过错.几乎人人有份,比如文革.六四则明显的不同.六四这跟敏感的神经,只能一直绷下去. 共产党内,不会有人拿党的前途和 军队的反对来搞什么平反.


所 以,六四平反这个事情,一定会是件艰难和漫长的.它只能是后共产党时代的事.而且,我劝那些要民主,要为六四平反的人,不妨从维权开始,从最基本的要求言 论自由开始.而且我敢说,一旦言论自由,马上就会危及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六四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中国,争取可怜的,基本的言论自由都不可能了.


邓这一手,使自己彻底的和党的命运,军队的声誉和作用捆绑在一起了.要想平反六四,难上加难.


而且,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越来越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了,而不是道义上的正当性了.因为很多人为六四镇压辩护的借口,就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中国的稳定和没有分裂.可是这些年,我们付出的环境和道德代价,又有多大呢?这期间,又积累了多少的社会矛盾和对立呢?


中国的军队,已经不可能对外轻起战端了.战争会导致军队的作用升高,会影响经济,也会导致国际贸易的萎缩.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国内矛盾的激化.所以,中国在外交和对外的领土争端上,只能高喊和谐世界,对内也一样.江泽民时代,想硬,也不敢硬,忌讳太多.


六四是邓小平为中国挖的一个大坑,无论谁当权,都避不开.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没有六四.中国的言论自由开放不会那么难,因为六四是中国,也是中共的致命伤,任何言论自由,都会使人想起那段惨烈的历史.


他自己走了,骨灰都不曾留下.他留下的这个坑,这个伤,后人还得继续面对.无论拥共的,反共的,都得面对这段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伤痛. 

邓 小平,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 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是不会喊实用主义的黑猫白猫论的,政府统治的基础,不仅仅是利益,更多的是道义上的正当性.同 样,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不应该轻易说,摸着只头过河这样的话的,在河里摸石头的时候,也极有可能摸到鳄鱼.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应该给国家指明方向, 而不是给后人留下难题.


任何为六四平反的做法,都牵扯深众.六四动用野战军,是邓小平的一场豪赌.赢了一时,注定输了历史.


六四给中国留下了太多的后遗症,也给中共自己,背上了一个十字架.因为历史,毕竟是历史,政党和政府是一时的,国家和人民才是永久的. 

写的此处,有些无言. 中国的未来,注定了不会平稳. 一个政权,如果深得民心,怎么会担心别人演变和夺权呢? 


这篇文章,不是说个人对邓小平的看法的,而只是谈六四.公平的说,邓小平也推动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功是功,过是过.恢复高考,发展经济,都是在邓的主导下进行的.
6/1/2009

This is Awesome !!!

 

Quote

YouTube - War of Resistance for 20 Years
  

5/31/2009

Civil Liberties Within Limits After 12 Years of Beijing Rule

June 1, 2009
Memo From Hong Kong

Civil Liberties Within Limits After 12 Years of Beijing Rule

HONG KONG — It was a raucous display of free speech outside Hong Kong’s Legislative Council last week: construction workers demanding increased spending on public works, retirees agitating for heftier pensions, and legislators, wearing black T-shirts printed with tanks, calling on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o apologize for the bloodshed in Tiananmen Square two decades ago.

In the 12 years since it passed from British to Chinese rule, Hong Kong has remained a bastion of civil liberties unknown in mainland China, under an arrangement dubbe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result has been the continuation of a freewheeling pres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and a well-oiled bureaucracy. On Thursday, tens of thousands are expected to turn out for a candlelight vigil in Victoria Park here to commemorate the 1989 Tiananmen crackdown, in which hundreds of students advocating democracy were killed. In the rest of China, any mention of the events at Tiananmen Square has been banned in the news media or public discourse.

But many democracy advocates and civil libertarians here are increasingly anxious about whether laissez-faire Hong Kong can maintain its independence from Beijing’s authoritarian grip and its distinct identity as an amalgam of Western and Chinese sensibilities.

Last year, Beijing postponed direct elections — to 2017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2020 for the full legislature — and its critics say China is wielding a heavier hand in Hong Kong’s affairs.

A growing roster of overseas visitors whose politics irritate Beijing have been denied entry to Hong Kong, and pro-China legislators have blocked efforts to include an uncensored account of Tiananmen Square in high school textbooks.

Longtime advocates of democracy like Martin Lee warn that China is chipping away at Hong Kong’s autonomy by fiat or by co-opting business leaders and politicians.

On Saturday, Mr. Lee, the founder of Hong Kong’s Democratic Party, disclosed that he had been the target of an assassination plot that he said the authorities foiled last August. He said the men were arrested not long after he wrote an editorial accusing China of failing to live up to its pledge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If you throw a frog into boiling water, it will jump out right away,” Mr. Lee said during an interview in his office overlooking the High Court. “But if you put the frog in warm water and cook it slowly, it doesn’t jump. We are being slowly cooked in Hong Kong, but hardly anyone is noticing.”

Mr. Lee and other democracy advocates have worried for years about Beijing’s expanding influence here. But in advance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iananmen — and of the July 1 anniversary of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a in 1997 —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a new willingness by public officials to openly back the mainland’s view. They say that is a jarring development in a city where a million people took to the streets in the summer of 1989 and where protests have been held every June 4 since then.

When asked last week if he supported exonerating the students who occupied Tiananmen Square,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told legislators that the episode was best forgotte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a long time ago,” he said. “The national economy has grown and brought prosperity to Hong Kong.” He added that he thought his view “represents the opinion of Hong Kong people in general.”

Other local officials aligned with Beijing have gone further, claiming that no one died during the crackdown, or that an armed response was warranted because student leaders were planning to kill government soldiers. And this spring, Ayo Chan, the presiden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s student union, obliquely blamed the protesters for provoking the violence in Tiananmen.

Such statements do not go unchallenged, however. Angry students promptly voted Mr. Chan out of office, and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was forced to apologize. A poll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last week suggested that public sympathy for the Tiananmen protesters was high, with nearly 70 percent of Hong Kong residents say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erred in its handling of the demonstrations.

But those who closely watch the political culture here say reunification with China has begun to slowly alter Hong Kong’s unique ethos, even if the changes are hard to quantify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is still strong. Numbers tell part of the story: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Western expatriates — about 100,000 fewer since 1997 — coinciding with a growing presence of mainlanders.

Last year, nearly 17 million mainland Chinese visited Hong Kong, compared with just over 2 million in 1997. Shifting demographics have had an even greater impact on local universities. More than half the post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here are from the mainland, up from barely one-third in 2003.

Like many other entrepreneurs here, Ronnie Chan, a billionaire whose company, Hang Lung Properties, has expanded into the mainland, argues that Hong Kong can flourish only through closer ties to China. In an interview last week, he said Hong Kong was far freer today than it ever was under the British. If anything, he said, society could use a bit more restrain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media. “People were afraid the media would be curbed, but it’s gone wild and become irresponsible,” said Mr. Chan, 59, who attended college and graduate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

Groups like the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take a different view, saying the number of media outlets willing to take on topics that might anger Beijing has been shrinking. Mak Yin-ting, a freelance journalist and former chairwoman of the association, said the owners of more than half of Hong Kong’s media outlets — many of whose owners have business interests in China — have been given advisory posts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hich rubber-stamp decisions mad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result, Ms. Mak said, is that some reporters engage in self-censorship, while editors sometimes bury stories that might be unflattering to Beijing. “When your boss is a delegate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she said, “then you know it’s better not to criticize China too loudly.”
5/30/2009

六四二十周年

今日我就去華盛頓參加二十周年燭光晚會。已經不記得上次去燭光晚會應該是那一年,但那一年應該中大學生會第二次在大聚會。同一個餐廳,今年聽說又有一個跨莊大眾會。真羡慕! 在香港的好朋友,請個個都去參加531大遊行,或者64晚的聚會。珍惜這個機會,一個唯一還能公開討論六四的中國人地方。 還有,七一我在香港,七一晚會飛回洛杉磯。有幸你看到這個blog,七一又會去的話,就到時見啦! katherine 朱
4/15/2009

4月15胡耀邦逝世廿周年

林和立﹕20年的變與不變 2009年4月15日

【明 報專訊】六四屠城快20年了,神州大地看似大大改觀,氣象萬千;中國的綜合國力已臻「準超級大國」之境,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平起平坐,構成所謂 G2(兩國集團),足以左右全球大局。但中國始終擺脫不了「文明古國」的因循苟且,正當中南海大員在籌備慶祝建國60周年閱兵典禮之際,不妨推敲中國自 1989年以來絲毫未變、處驚不變的地方。

天安門廣場與長安大街的槍聲不但奪取了數以百計的年輕生命,還埋葬了思想和政治改革。胡耀邦與趙紫陽的政治創新方略其實並不激進,他們倡議的是建制內、漸進式的溫和政治自由化方案,絕對不會「革掉」共產黨的命。但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任何觸動穩定與「和諧」的主張都被視為胡總所鞭撻的「邪路」。這和鄧小平當年那「共產黨不信邪」的豪言壯語固然相差深遠,更重要的是中共故步自封,自我扼殺了自強、自救的空間。

20 年來中國締造了所謂經濟奇蹟,但誰都知道中國式、粗獷型GDP增長的代價。這包括環境的災難污染;工人、農民與農民工人權的剝奪;謊言代替真理的社會氛 圍。為了保穩防亂,中宣部與其他管轄意識形態與輿論的單位頗成功地把「六四」從學校課本以及「集體回憶」中刷掉,導致一般大學生不知「六四」為何物。當然 這些被蒙騙的同學對胡耀邦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或他如何在1987年1月被非法趕出領導層一無所知;至於趙紫陽曾考慮引進部分如權力 相互制衡等「西方」政治體制,並研究過香港立法會的民選經驗與廉政公署的獨立運作程式等更無從知曉。更沉痛的是,比起20年前他們的學兄、學姐來說,今天的大學生對政治不感興趣;除了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搖旗吶喊的憤青外,參加維權和環保等官方不認可的政治活動的是微弱的少數。當然我們不能責備年輕人。黨政高層既然視政改為洪水猛獸,不能要求個個知識分子都犧牲小我利益來作時代英雄!

除 了24小時受到監控的異議分子外,國內唯一站起來說話的好像只有一批當年胡趙的部下和智囊。他們都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生,甚至如李銳、胡績偉等年逾90 的老人。李、胡與其他10位「老頑固」改革派馬上會在香港出版一本《胡耀邦與政治改革》的紀念集。他們希望喚省中國當權派的良知,在平反耀邦之後會相繼平 反紫陽以至「六四」。當然,老人們的呼籲等同對牛彈琴,胡溫領導層在去年底已定調,在可見的將來不會讓新聞界提及胡趙,更遑論為政改與「自由化」解凍!今 年只有由一批杜導正等「老右派」主持的《炎黃春秋》月刊有能耐刊登紀念耀邦的文章。

中共已蛻變為「官商勾結」集團

如果說大陸 政治20年來有什麼異樣的話,恐怕就是假如今天出現類似八九民運,中南海採取鎮壓手段的機會極小。但這並非中共「與時俱進」後對群眾民主訴求另眼相看。主 要原因是第一,當年鄧小平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調動了10多萬解放軍到北京「平亂」,今天胡溫領導層更難動用軍隊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更關鍵的是,中共已蛻 變為一個「官商勾結」的龐大利益集團。「翻版六四屠城」會使股票市場崩盤、樓價暴跌、外資大規模撤走,後果是此統治集團將會遭到以萬億人民幣計算的損失! 而此集團的大老闆,即政治局常委絕對不肯也不敢承擔這麼大的責任!

明報 論壇

===============================================

劉銳紹﹕「六四」的悼念、淡忘與質疑? 2009年4月15日

【明報專訊】今天4月15日,20年前的今天,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學生及中國老百姓反貪腐、爭民主、促政改的要求。但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中國當局其後把它定性為「動亂」,並用暴力鎮壓「解決」了這次事件,也「解決」了很多手無寸鐵的人。

當 時,我長駐北京採訪,除了目睹和親歷整個過程外,在某些環節也被捲入其中。「六四」後,我更在官方的「平亂報告」中被公開點名,先後共8年不得國門而入。 這20年來,我撫心自問敢對蒼天,冷靜思考中國前路,始終還是那一首自勉詩:「三春猶似歲寒時,冷雨蕭蕭血淚詩。縱有狂風逼葉落,精誠托月有枯枝。」當此 「六四」20年祭,我撫今思昔,動心忍性,細剖前陳,存真警世,盼莫覆轍重蹈。

在回顧「六四事件」之前,先談一個現象。不少人士感到,也許 今天適逢「六四」20周年,悼念的熱度可能升溫,加上今年是中國的政治敏感年,有關方面更為關注。在這氣氛下,出現了一種力求或試圖淡化「六四」的隱力。 例如,一些傳媒在考慮如何報道「六四」活動之前,已聽到若干「好言相勸」的建議,如無必要,也許報道將會減少。

此外,社會上再次傳出質疑 「六四」的說法,無論是當時的事實過程,還是參與者的動機或效果,都在探索中暗暗否定。與此同時,在公開討論「六四」的活動上,一些人士(包括內地人士) 直接表達對當年學運和民運的否定,用公平討論的方式爭取支持,論點則與官方差不多。於是,人們懷疑這些行動是否經過組織、安排?是巧合還是必然?

我 也遇過不少這類情。不久前,我參加香港大學學生舉行的一次「六四」研討會,兩位內地同學直指與中央對抗是沒有效果的,他還勸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這是 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最佳方法,因為這樣可以幫助它進步,不會令它反感。從他們由小到大、長期身處的環境來看,這種思維十分普遍,我完全理解,只是我不認為加 入共產黨是改變它的最佳辦法,更不是唯一的辦法。

要與內地老百姓廣泛聯繫

在我任教的大學裏,不少內地學生經常與我討論以至辯論「六四」的問題。他們有兩大特點:一是不知道「六四」是什麼東西?印象十分模糊,實情和詳情就更不大了了;二是已經先入為主,認為當年的學生和民眾「過激」,才迫使官方使用武力。

看到上述現象,我不會用「陰謀論」視之。除了向傳媒打招呼的情外,我不認為在其他公開討論中表達近乎官方的意見,都是官方刻意安排「搶奪輿論陣地」的部署,更不會感到官方對來港的學生都事先進行「洗腦」工作。再現上述情,主要有兩大原因:

其 一,中國官方20年如一日,對「六四」的任何消息都封鎖,即使較發達的互聯網,也難有「六四」消息的空間,官方連自己的版本也不多談,就像沒有什麼事情發 生一樣。用內地官場的話說,這是「悶聲發大財」,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所以,內地新一代根本無法知悉「六四」的實情,有如霧裏看花。這一 點不能怪他們,怪就怪官方的封閉好了。

其二,官方長期以來的思想教育達到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中國經濟起飛,令新一代身受其利,對過去的慘痛則毫無感覺。所以,今天中國新一代無法認識真正的歷史,更無法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這是另一次歷史的顛倒,繼續扭曲,不斷把中國的真偽混淆起來。

所以,我始終認為要與內地老百姓廣泛聯繫、對話,以事實為溝通的內容,接受他們的不知情狀,毋須指摘、對質,從而逐步讓他們掌握實情,細水長流,擴而充之,如泉之始發,終涓涓成河。這就要談到香港的作用了。

4/5/2009

我們不敢忘記

  I like this new video esp the song.  Great job !

Quote

Talking about YouTube - 「六四」二十年我們不敢忘記
  
4/1/2009

Another year...

 


  

 
She was born in April 23, 2006